历史唯物主义以考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为核心要义，文化是对人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总和的概况性表述，因此，理解文化的形成及其功能无疑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题中之义。在每个伟大的变革时刻，意识形态形式也就是文化的变革都是必然的和必需的。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变革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课题，这是在当代中国实践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创新发展。要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内涵，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予以考察和把握。

文化主体性：既定的与生成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可能的最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正是因为它在文化上具有历经风云变幻而始终强健的根与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正是受到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文化主体性的维持，中华文明得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能够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勇于接受新事物，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本族文化，同时还保持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兼收并蓄，在为全人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同时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中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就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在辩证法的视野里，一切事物都是一个不断生成和灭亡的过程，一个无休止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现实是一切上层建筑的最终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必然驱动着它的文化表现形式发生或快或慢、或大或小的变革。换言之，文化主体性既是既定的也是生成的，它总是在自我革命中维持其自我同一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本身就是在不断变革中实现它的自我确证，从先秦到明清，以儒家传统为主体的中华文化随着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政治形式的不断变化而进行着自身主题的传承与创新，形成了体系完备的思想学说和深沉厚重的思想传统，其间还随着对佛教东渐的吸纳而完成了儒释道的融合以及文化形象的重塑。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就是持续与流变的辩证统一。

但是，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主体性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持续与创新之间的和谐辩证被打破。西方列强凭借工业革命的支撑和资本主义的逐利驱动开始了面向东方的侵略和殖民。随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化主体性也在两难之间摇摆：一方面，固守传统无法催生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必将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全盘西化不仅难以成功，而且也是文化上的自我灭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宣告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历史性地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宣告古今中西之争有了明确的化解方向，也宣告中华文化主体性再造走出两难困境，即从失败的“中体西用”方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结合方案之所以能在过去一百年历史中得到实践上的成功，并促成开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唯物主义能给予最充分的说明：其一，社会的变革从来就不是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它受到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各种无法摆脱的社会条件的制约，我们甚至在世界上找不到有两个民族走完全相同的一条现代化之路。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对于智慧的改革者而言，他们需要把普遍的现代性有机地纳入既定的传统。而回到中国的处境中，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的定向，正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强烈的拒斥个人主义的倾向，在以仁爱和大同为价值追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然地没有培育利己主义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道出了经由“第二个结合”而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其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来不以一元论来判断事物，而最善于用历史发展的尺度从复杂的事物中分析出进步与反动的因素。我们发现，洋务运动派和“全盘西化”派都犯了一元论传统观的错误，前者将传统文化视为圣物，试图只利用物质技术却不允许对传统做任何更改，后者则将传统文化视为纯粹败坏、反动的力量，只欲完全除之而后快。这两种相反立场都将传统视作一个不可变更的整体，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舍弃，而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以辩证法为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人则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从传统中分离出糟粕和优秀，他们既清楚一成不变的传统必然覆灭，也清楚现代化所要求的那些因素，如自由、平等、理性、富裕等，已然包含在中华既有的文化主体性之中。如何将这些古老的要素在现代语境中唤醒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才是真正考验智慧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创”原则为文化主体性的当代重塑指明了方向：“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世界历史中的中华文化主体性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现代人也必然获得其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在现代，“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这个哲学上的论断在经验层面有一个更具体的表现，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必须指出的是，世界文学的形成，绝不是使所谓的“野蛮”民族从属于“文明”民族，甚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那只是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其强力和霸权而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扩张，世界上几乎所有古老的民族和文明都遭遇现代化的危与机。它们有的丧失文化自信，全盘接纳西方的器物、技术、制度和价值观，致使它们的悠久文化中断乃至湮没，但即使付出了如此代价，它们中的绝大部分还是没有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反而因为文化排斥而变得不伦不类、混乱不堪，最终彻底沦为“落后”民族。也有的由于故步自封、食古不化，至今仍然封闭落后，与世界文明和人类共同价值观格格不入，以致在现代化进程中徘徊不前，最终成为现代世界的异类、“他者”乃至野蛮的破坏者。无论是从西方立场出发的文化殖民主义，还是从非西方立场出发的文化保守主义，其内在逻辑都是基于特殊性原则“文明冲突论”，即各种文明要么彼此吞噬，要么必然维持紧张的对抗。

然而，基于普遍联系和统一融合原则的唯物史观则展现了进入世界历史后各民族建立其文化主体性的新的可能。科学共产主义就是西方文明内部各民族文明之间一次交流互鉴乃至融合的成功案例。马克思以德国文化，特别是其深厚的哲学传统为基础，发扬外来文化冲击中的积极因素，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生命体。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熟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融汇而诞生的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科学共产主义对人的解放的那些标志性设定，如异化的消除、劳动作为第一需要、自由王国的达成、永久和平的实现等，都来自马克思对德国哲学传统中优秀成果的汲取、转化和提升。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既具有鲜明的德国哲学的特征，又为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开辟新空间，为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现代化带去了启蒙，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取得的发达生产和普遍交往的成就，又揭示了不同于被资本主义文明剥削、殖民、倾轧的，另一种人类可争取的美好生活的图景。

进入21世纪，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它的中国化而变为成功现实并愈加焕发生机时，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出现，那就是伟大的中华文化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建构其主体性？马克思给予我们启示：其一，要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实现自我确认。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兼收并蓄、兼容并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一种文化越包容，就越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在当代中国，“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将在这一进程中继续绵延繁荣。其二，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中完成自我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统一中生长起来的，但它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基因，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它的内涵要义和价值取向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根本一致，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求根本一致。经由“第二个结合”淬炼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承担着为全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就是这一使命最庄严的表达：“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