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置于今年十大任务首位。提出，制定提升消费能力、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专项措施，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从放宽准入、减少限制、优化监管等方面入手，扩大健康、养老、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落实和优化休假制度，释放文化、旅游、体育等消费潜力；完善免税店政策，推动扩大入境消费；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健全县域商业体系。

同时，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一些卡点堵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推进统一的基础制度规则、统一联通的市场设施、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统一的商品服务市场、统一的市场监管，进一步规范地方经济促进行为、招商引资行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真正破除地方保护。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进一步要求“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这一时间点，为什么要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加快”的要求？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三个点：第一点，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第二点，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扩大内需具有什么作用？第三点，城乡融合发展如何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内需扩大？

扩大内需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多方面支撑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需要依靠企业活力和产业升级形成增长动能，需要使发展成果更充分地转化为居民福祉。由此延伸开来，扩大内需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支撑作用。

第一，扩大内需是回应国际环境剧变的“稳定器”。

当前，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处在美国次债危机之后的低增长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来势迅猛。中国经济处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的阶段。

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2006年至2023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64.5%降至37.3%。按照到岸价计算，2017年至2024年，中国出口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总额的比重从21.6%降至13.4%。

这些转变表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扩大内需则是凸显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础条件，在国际环境转变中的“稳定器”“压舱石”作用日益显现。

第二，扩大内需是激励科技产业创新的“加速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微观的企业科技创新，还是中观的产业转型升级，都是由市场需求牵引供给方式转变的动态过程。市场需求的规模和结构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变量。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3.3%。该数值在时序意义上趋于增长，但从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角度看依然偏低。激活“沉睡”专利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从需求牵引创新的角度出发，扩大内需对激励科技产业创新的“加速器”功能不言而喻。

第三，扩大内需是增强企业发展活力的“催化器”。

企业发展活力集中体现为投资动机和能力，企业投资状况与市场需求紧密关联。需求扩张则企业活力更足，需求收缩则企业活力减弱。企业希冀生产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以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至2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4.2%。其中，国有控股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6.5%和0.4%。持续激发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意义重大，需要彰显扩大内需的“催化器”功能。

第四，扩大内需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推进器”。

1978年至2024年，中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7.7%降至32.3%，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从57.5%降至28.8%。202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5.6%，互联网普及率为78.6%。

与之相伴，居民需求结构出现了从生存资料主导向发展、享受资料主导的转变，与健康、信息、文化、生态等相关的服务消费潜力巨大。消费新趋势亟待内需扩大来回应，扩大内需是更好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进一步看，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应急工具，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之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关键在于如何操作实施。国内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未来预期及产品供给匹配度等因素。在理论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扩大内需的功能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企业的投资需求、居民的消费需求依靠市场交易来满足。然而，市场活动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越低、效率越高，需求规模越容易扩展。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市场规则统一化、交易便捷化程度提高，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助力内需规模扩大。

第二，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提高配置效率。

企业能否敏捷捕捉需求变动信息，能否快速整合要素以形成新产品新业态，是影响内需水平的重要因素。企业的供给能力取决于要素配置效率，即土地、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能否顺畅流转到生产率高的领域。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要素流动性增强、配置效率提高。

第三，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增加居民收入。

扩大内需以提升消费需求为主要着力点。在市场分割或扭曲情形下，居民的要素配置空间和收入增长必定会受到限制。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居民选择空间扩大、经济自主权扩展的过程，从而对内需扩大产生刺激效应。

第四，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投资需求具有信号意义，对企业基于市场逻辑开展经营活动可以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赋能作用，由此形成的增长绩效可为民生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提供基础。

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扩大内需提供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微观主体依据市场机制开展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动，极大地推进了全国范围的市场建设进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持续化的跨城乡、跨地区、跨行业流转，是市场范围扩展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创造增长奇迹的重要成因。现阶段，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不少挑战，一个重点就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

比如，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完成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职业转换，但难以顺畅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与城市户籍人口在就业机会、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落差。202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6.2%、48.3%。后者明显低于前者，表明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状况，城乡区域之间存在劳动力错配现象。

在土地市场方面，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仍在构建中，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建设用地指标在区域间的协同配置有待加强。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转情形下，农村的空心化和宅基地闲置问题突出。

在资本市场方面，工商资本下乡面临较多约束，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和组织创新中的功能发挥不足，农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供给存在短板。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有助于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而为扩大内需提供强劲动力。这个判断可从实践资料中得到验证。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6%。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占比分别为31.4%、8.2%，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比显著低于人口数量占比。202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4188元、23119元，两者比值为2.34；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4557元、19280元，两者比值为1.79。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形下，促使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向城镇居民靠近，是城乡共同富裕程度提高的过程，是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增长的过程，也是国内需求水平提升的过程。

依靠发展来解决城乡结构失衡，是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城乡融合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扩大内需存在依次影响的关系。内需扩大的支撑条件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巨大动力是城乡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把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落脚点，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拓宽城市社会保障资源的覆盖面，促使农村人口在城镇“可进入、能融合”；持续加大对县域和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基本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财政保障差距，以推进城乡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

二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进耕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农地经营权的社会化配置；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有效路径，允许农户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域调剂范围，提高城乡土地利用效率和农民财产性收入。

三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结合城乡发展实践，积极推进农村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发展，加大对县域民营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发展农业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促使农村资本“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更好结合起来。

四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遵循农户自愿、市场导向等原则，因地制宜、因时而动推进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引导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形成利益挂钩、合作共赢机制。

五要深化农村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利用农村地域广泛、场景丰富、文化和生态资源充裕等优势，立足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发展趋势，加大对种业、农机设备、田间管理、农村物流等创新投入力度，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依靠完善补贴政策等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六要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和评价机制，将基本公共产品均等化、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城乡经济差距缩减等指标放在更突出位置；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将地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起来。

上述改革举措分别从“人、地、钱、组织、技术、治理”等方面回应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这一课题，相信会对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产生有力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