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和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表述，却有着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对建构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封建王朝，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模式的全新的国家治理方式进行了艰苦探索。至1956年底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新中国“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内政上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稳定根基，在外交上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赢得了良好环境，在国防上为中国和世界和平注入了强大力量。当前，深化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对于汲取经验、知往鉴今，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扎实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在内政上，筑牢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稳定根基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根本上革新了生产关系，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理举措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了稳定根基。

（一）建立政治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毛泽东立足我国客观现实，有步骤、分阶段地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政治保障。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计的蓝图，依据新中国的具体情况，在国体上，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新中国捍卫革命胜利果实和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内外敌人复辟的有力武器，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政体上，随着人民民主政权逐步巩固，新中国具备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此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保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保证了最广泛的民主。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

在政党制度上，新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在经历历史性变化后，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在1950年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并以之为指导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和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中同民主党派真诚合作，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中国要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释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要意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致力于国家发展，促进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新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毛泽东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早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对草案进行修改的过程中，他就指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1952年8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单一制国家结构下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行政地位及自治权利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宪法正式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促进了民族大团结，强化了国家认同感，有利于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政治局面，确保国家政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推动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二）革新生产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

从根本上铲除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完成土地改革，是实行新的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前提。新中国刚成立时，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在农村占农户总数不到4.75%的地主，占有总耕地的32.3%，而占全国农户52.3%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2%。这一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陆续展开。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地区外，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改革，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取得了历史性胜利。通过土地改革，基层政权得以建立，工农联盟得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得到进一步加强。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是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没收官僚资本为人民的国家所有，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掌握经济命脉、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国营经济的重要前提。官僚资本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特有的经济成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官僚资本迅速膨胀，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银行产业资本，以及全部的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等行业部门。依据1948年11月解放沈阳时创造的“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经验，新中国没收了由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大官僚经营的企业，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法西斯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有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企业较完整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化三改”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953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即“一化三改”。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化三改”是新中国革新生产关系的重要举措，奠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济基础。“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化三改”的主体。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中国逐渐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拥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力量。这一转变，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改造方面，通过农业合作化，将农民的个体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农产品供应，同时也为农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组织基础。在手工业改造方面，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逐步融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提高了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也为手工业者提供了更好的社会保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通过和平赎买等方式，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过渡和有效管理，为国家治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模式。“一化三改”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由此，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石。

（三）繁荣思想文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内在动力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对国家治理有着深远影响。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有着深刻思考：“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激发了全民族的奋斗精神，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稳步前进。

在指导思想上，新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毛泽东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并在《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鼓励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等方式，促进广大人民逐步“辨明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实质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树立国际主义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从而加深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明确封建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的日趋没落与必然覆灭的道路，明确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对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新中国还着力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大力弘扬大公无私、扶老携幼、见义勇为等道德作风，在全社会营造了优良的思想风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举国上下众志成城，人民群众斗志昂扬、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饱满热情，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文学艺术上，新中国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方针，积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国家治理思想，亦催生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生动局面。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写下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同年5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广大戏曲工作者由此深入生活，创作出一批内容健康向上、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1953年9月，文艺界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明确在新的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由于全面贯彻了党的文艺方针，按照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建设新文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桥》《白毛女》《上甘岭》等电影，《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学著作，以及歌剧《刘胡兰》、歌曲《歌唱祖国》、舞蹈《采茶扑蝶》等其他形式的文艺作品大批涌现、精彩纷呈，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教育科技上，新中国本着一切学校“向工农兵开门”的方针，对旧有学校进行了有益改造，使其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此外，毛泽东高度重视扫盲问题，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并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实施扫盲教育的办法。全国各地随之掀起识字扫盲热潮，学习知识文化蔚然成风。新中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发展科学技术，陆续接收了各地原有的研究机构，建立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一系列科研机构，创建了现代科学的新分支；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争取了大量海外科学家回国；启动了中苏科技交流活动，积极开展科技外交。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后，全国形成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这一时期，我国实现了现代科技领域的多项重大突破，无线电、半导体、自动化等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体系，为后续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而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也使国家在面对各种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

二、在外交上，赢得了新中国建设发展的良好环境

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毛泽东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面临的具体形势，科学制定外交政策，灵活调整外交方针，促进了国际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联系，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的外交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也为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争取到了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一）意志坚定地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

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直接关系着具体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和国家用实际行动确立了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立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性问题治理，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是中国人民的坚定原则。新中国成立当天，毛泽东就在开国大典上宣告这一原则，表明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遵循。毛泽东始终坚持：“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硬朗态度，与旧中国软弱屈辱的外交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在涉及台湾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问题上，毛泽东更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他曾多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并指出：“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毛泽东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坚定态度，是新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立场的重要体现，重塑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拥护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中国人民的美好心愿。毛泽东曾多次表达创造一个和平国际环境的强烈意愿，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谈道：“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此次谈话向西方政要表明了中国拥护和平、寻求合作的外交意愿，为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释放了重要信号。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大上鲜明指出，积极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支持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维护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世界认同；提出“求同存异”方针，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创造了重要条件。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中国人民的鲜明立场。近代中国曾饱受侵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挺直了民族脊梁，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开展和平外交事业，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不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霸权主义，而且针对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干涉，毛泽东亦掷地有声地指出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并要求“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此外，毛泽东在鼓舞被侵略、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人民斗志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斗争策略的重要性，指出帝国主义“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这对世界人民主动反霸制霸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灵活机动地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世界局势异常复杂。深具国际战略视野的毛泽东在理性分析全球格局、准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领导新中国与世界多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灵活机动地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新中国与世界多国建立了稳定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即与新中国建交。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受邀抵达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其间，毛泽东以其过人的政治智慧，与对新中国尚存疑虑的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了苏联之前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给予了中国多方面帮助。在政治上，苏联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支持中国在国际领域揭露美国侵略台湾的丑恶行径，支持中国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在经济上，苏联提供的大量贷款使新中国的经济恢复获得了启动资金，苏联援建与改建的大批工程项目促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发展，苏联派遣的赴华专家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人才支撑。在科学技术上，苏联向中国提供资料8400多份，并分期分批派出数千名科技人员到中国进行相关工作指导，同时接受中国选派的1000多名专家、2000多名实习生赴苏联考察、研究和学习。除苏联外，新中国还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兼具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发挥了应有的大国作用。当时，朝鲜半岛悬而未决的统一问题，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和平问题，都加剧了亚洲局势的紧张乃至世界局势的紧张。1954年4月26日，中、苏、美、英、法及相关国家就上述问题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中国代表团力求以协商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多国的认可，而中国推动印度支那全境停火、努力促成亚洲和平的举动，也树立了新中国坚持正义、维护和平的形象，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1955年4月18日，首次由亚非国家发起而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此次会议反映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却遭到了美国的阻挠破坏。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美国的从中挑拨，中国在亚非会议的开始阶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孤立和攻讦。但其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也赢得了多国的信任和尊重。

三、在国防上，增强了维护中国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国无防不立，新中国“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防事业进行了高瞻远瞩的系统谋划，领导新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一）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提高了中国地位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战争锤炼了国家的领导力和决策力，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力量，其伟大胜利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重了中国在处理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也为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国防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驻太平洋第七舰队从菲律宾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操纵联合国安理会组织所谓“联合国军”，武装入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视野出发，对是否要出兵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考量和反复斟酌。最终，在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下，中国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下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开始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今集安）三个口岸，秘密渡过鸭绿江，开入朝鲜战场，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入朝后的第一仗，揭开了第一次战役的序幕。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双方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美国国力雄厚，武器装备先进，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无论是在综合国力还是军事力量方面，都与美国相差甚远。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构筑纵深防御阵地，发起多次进攻战役，终于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迫使嚣张狂妄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粉碎了侵略者的阴险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展现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重要地位。正如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的，“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上的果敢亮剑，凸显了中国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也向美国及其盟国展示了新中国的强大。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开始重新估量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始终不敢越过中国警告的北纬17度线，这无疑是受到了朝鲜战争前车之鉴的影响，充分显示了中国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话语权。

（二）国防建设的加强，有效提升了中国实力

国防建设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国家治理的其他领域提供安全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开展我国的国防建设，在国防尖端科技、合成型军队和军队正规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有效提升了中国实力，保障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防尖端科技是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通过在我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部署战略轰炸机和导弹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为维护国家安全，打破美国核讹诈，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技。经过多方论证和科学规划，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1956年4月1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同年5月26日，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发展导弹的决定。虽然当时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基础还很薄弱，生产建设的任务也很重，但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和国家对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作出了合理安排。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试制成功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这些丰硕成果凝聚了老一辈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亦离不开毛泽东在国防尖端科技方面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

建设合成型军队是国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基本上是单一陆军军种。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建立新的军兵种的条件逐渐成熟。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让我们感受到了建设多兵种的紧迫性，而渡海解放台湾也对合成型军队提出了客观要求。毛泽东高度重视新的军兵种建设，要求“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要加强”。在这一指示下，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时，共有航空人员2938人、各种飞机159架，其中包括保卫首都北京的第一支人民空军飞行中队，共有飞行员30余人，P-51战斗机、蚊式轰炸机等各式飞机32架。与此同时，人民海军也蓬勃发展。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渡江作战指挥部成立。1950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此时，海军总人数约3.8万，拥有各种舰艇92艘、舰炮309门、海岸炮122门。此外，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军兵种也相继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建设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军队正规化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推进军队正规化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努力。确保枪杆子听党指挥，建立正规化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毛泽东早在革命年代就曾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军队的正规化管理，认为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0年秋，中央军委指示军委军训部成立条令编修委员会，负责编写共同条令。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内务、队列和纪律等一系列条令（草案）。同时，各军兵种还组织力量翻译和颁发苏军的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战斗条令、条例和教范等供部队试行。上述举措，大大提高了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升了军队的正规化管理水平，促进了国防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一段凯歌行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伟大探索并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开创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范式，建构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并为其后中国的国家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促进了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为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重要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