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党代会报告文本，包括目前全党全国正在深刻学习领会、深入研究阐释的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内的全国党代会报告文本，功能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功能、政策功能以及对外传播功能等。在其政治功能之中，宣示立场观点，澄清模糊认识，引领社会舆论，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意识形态功能，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国党代会报告从来都是重要的意识形态研究文本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又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及因之而来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功能分析，还具有了特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高度评价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成就，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进一步坚定方向指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所呈现的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不利形势（诸如一系列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都亟待解决）的分析中，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的描述是重要的一项内容，其中涉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尤其是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从而“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对于这段表述进行深入理解，需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的具体实际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成就。就前一个方面而言，这段话可以说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切中要害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主要泛滥于文化娱乐领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以及主要危害于思想舆论领域的“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相关典型性言论不时冒头，典型性事件不时出现。尤其是，因当时互联网治理与引导尚未规范和强化，这些言论和事件以互联网为主要场域进行传播，所以导致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的现象。就后一个方面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与引导，重点指向的就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言论，重点规范的行业与部门包括影视、网络、媒体以及学校等。

对于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与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涉及的还包括，比如，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具体看，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严重存在”，等等。这些“间接表述”，有其独立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意思表达与揭示，也与前引“直接表述”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就独立表达意思而言，像“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这样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十分严重、十分恶劣的意识形态问题。众所周知，这其实主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自信、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敬信等问题。就构成“互文”关系而言，正所谓“政者，正也”，党风政风连着社风民风；政治成员（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与社会成员中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间，政治场域中的“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政治制度自信不足”与社会场域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之间，是存在较强的逻辑关联的。这其实就已经构成了当时意识形态治理的一大难题。

正因为这个领域治理之难，因而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成就的总结，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进行的表述也是比较到位的：比如，“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从而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个重大判断，自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使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表述的写作笔法。这段表述以“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开头，以“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样的判断性描述结尾，将宣传工作、理论工作、文化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等囊括于中间，强化了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效能的总体性呈现、权威性判断和政治性把握。

将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前一段时间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整体性事件看待，并将这个整体性事件放置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总体进程中考量，可以明白的是，新时代以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则要求的系统性强化与强调，包括对于一些事件的高调处理处置，从松散到谨严，从隐匿到明显，其中所包含和取得的态度、力度、效度，都是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罕有的。正因如此，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路与举措，在取得巨大成就、赢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上包括境外的一些担心、担忧乃至无端揣测。带着“对这些担心、担忧乃至无端揣测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重大疑惑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所获得的解答无疑是明确而坚定的：我们走在正确的大道上。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的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必须巩固而不能放松，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也正因如此，着眼于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依然鲜明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

二、明确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要求与内在机制，为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确立科学指南

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意识形态工作中所强调并力行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条原则。回顾起来，提出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一表述，始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明的，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主要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以此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所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专设了一章，这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是仅见的。这又传递了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信号、意图，发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呢？

在新时代语境中，以党的二十大为新的起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可以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既是泛指的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是确指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有这样的表述：“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而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这段话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从语义上说，重心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本身“行”，并且这里被论证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指向的是泛指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修改后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作出的表述，其语义重心就转移到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上来，其指向也就从泛指转为了确指。与之相伴随的，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为依据解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就是要进一步深入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反对或者避免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容易出现的，认为“传统的才是正统的”或者“‘左’的才是红的”的错误倾向。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推动全党全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两个结合”、借由“两个结合”而不断丰富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

从意识形态分析角度看，“两个结合”身上凝结着诸多的经验教训，并且，从党的历史脉络看，教训更显深刻一些。第一个结合，本身就是反教条主义的产物。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作了深刻阐述。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而“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教条主义看似“革命”和“正统”，实际上不仅有害于革命事业，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吸引力下降、社会号召力受损。教条主义是意识形态僵化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教条主义是使意识形态僵化的原因所在，这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果然，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在阐述第一个结合时，特别指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应该说，这个道理，我们党自革命年代起就反复向党内外强调和宣示了。但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再次郑重强调这个道理，自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实际上表达和重申了我们党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对那种试图从“左”的角度理解和解读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心态与言论，是一种提醒和劝诫。

在第二个结合上，自20世纪以来更是负载着不少意识形态的纷争话题。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思想理论、社会舆论上所产生的种种纠葛关系，再来思考第二个结合，就会发现，提出第二个结合本身，就体现了某种直面意识形态尖锐问题的理论创新勇气。以此为思考背景再来品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的相关表述：“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进而审视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体悟到，这是在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文化根基和血脉上更加充分的合法性，以及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扩大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的战略空间。这种合法性的深耕厚植、战略空间的进一步扩大，对于巩固壮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拮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融通”，其实就是既反对文化虚无又反对文化复古，向理论自信注入文化自信，用文化的深度滋养理论的厚度，其意识形态功效大可研究发掘。

（三）这个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自我驱动，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以“六个必须坚持”的表述，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六个必须坚持”所承载的理论功能或者意识形态功能看，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六个必须坚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提供了原则遵循；而这样的原则遵循当然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比如，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实际上就反对了理论上的“精英主义”。众所周知，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理论可能也声称自己“为了人民”，但这样的理论绝不会以“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追求。再比如，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种“自我做主”的气概，对于一切习惯于戴上精神枷锁、怠于增强精神独立性的言行，对于一切不希图创造中国思想、不努力坚守中国立场的言行，都是一种有力的鞭笞。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的：“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总体上看，“六个必须坚持”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提供的自我前行的强大驱动力量，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具备了强大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这种思想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自强自立，从全世界范围看，是极为少见因而也是极为可贵的。

因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章的单独设置及其相关表述，丰富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递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应有的新的科学态度。这种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上的知识增量，代表和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

三、集中展现新时代思想理论建设的原创性标志性成果，为进一步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仅看到新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亮剑”行为，仅看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态度更加坚决，以为这就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全部，将会造成很大的误解，遮蔽许多重要的内容。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不难感悟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和治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上已经深刻认识到，比“破”更具根本性的是“立”，比“揭批”更有说服力的是“建构”。因而，看到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进取之势”，不仅要看到“亮剑”和表态，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一系列具有实质性意识形态意义的思想理论建设举措及其成果，开启了扭转在一些重大思想理论主题上一度被动、进而更加主动态势的新进程，从而在更高层面和更大范围推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捍卫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以这样的视角深读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不难发现，除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直接相关的内容外，一些标志性的、具有意识形态实质意义的理论成果，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等，都在其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阐述。这些理论成果都极大增强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意识形态主动，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理解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可以获得相当丰富的思考和认知。比如，在论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在相当程度上映衬、揭露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偏颇和局限，特别是在政治伦理和发展伦理上的缺陷。进一步阐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等，在相当程度上使我们跳脱了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有意制造的“民主对抗威权”话语范式带给我国的话语被动、政治被动局面。进一步阐明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虚幻魅力及其作为话语陷阱的一面。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锻造这些重大的标志性理论成果的时候，为更好发挥其意识形态作用，我们党还特意注重强化了其作为“刃”的一面而非仅作为“盾”的一面。比如，“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被提出的时候，着重强调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含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首先当然要理解为属于中国、辩护中国的理论，延伸性地也可以解读为分析评判各国现代化成败得失的理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也都具有这样的理论潜能。因而，注重“以内为主、内外兼顾”发挥好这些成果的意识形态功能，应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重点所在。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重大理论成果及其指导下的现实成就，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时才能够理直气壮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追求。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体现人民意愿，我们同样感到自豪。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展示了我国在西方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制造的核心意识形态话题上的自信与主动。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和“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则是这番话的底气所在、道义所在、威力所在。亦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总结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主要表现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主要效应是“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四、对一些有可能被过度解读和渲染的论断进行优化调整，为扩大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回旋空间创造了新的条件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对一些重大判断进行优化调整，是党代会报告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不例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一些论断的调整因为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效能和意蕴值得进行深入关注和思考。

（一）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表述的调整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表述，始于十六大报告文本，当时的表述是：“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党的十六大报告一直到党的十九大报告，“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表述作为一个重大判断，都是沿袭使用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文本的表述是：“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表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相关内容是关于形势的分析，其表述是：一方面强调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另一方面强调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因而带来的情形是：一方面，“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另一方面，“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注意其中使用到的两个“随时”的表述）。从而，“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二）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的意义表述的调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文本中，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的意义的表述是比较饱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相关的表述则进行了一些调整和优化：“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三）关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表述的调整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新时代十年）“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从“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到“两个‘随时’”，从“强大生机活力”到“新的蓬勃生机”，从“全新选择”到“新的选择”，从“迎来了”到“信心百倍推进”，这些关键表述上的变化和调整，都是应当引起特别注意的。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关键性的优化与调整，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意识形态智慧，即“更低调更内敛、更刚毅更奋发”的“少说大话、多整狠活”的意识形态智慧。这样，在不放弃自己的信念、道路和原则，不牺牲主流意识形态对内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招致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麻烦（比如类似“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言论引发的国外不利评价）。能够为这种判断提供进一步的确证的是一些关键词的翻译，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英文翻译是“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英文翻译是“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这些都在不显山不露水地传递着一种“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态度，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强调的“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意识形态智慧，是一种避免“树大招风”效应的智慧，是一种“藏锋守拙”的智慧，有利于扩大主流思想舆论的意识形态回旋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智慧。

其实，从意识形态功能角度对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的分析，还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展现。比如，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在总结新时代以来成就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文本中特别指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在阐述国家安全时，指明“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仅意识形态安全维度，也可以分析出从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从管理思维到治理思维、从舆论之战到认知之战的转变等诸多思路优化与作为提升。再比如，围绕“党的全面领导”“自我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确立”“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等，也都聚集着相当多的意识形态深厚内涵，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总之，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新时代进行意识形态研究，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树立大意识形态观，树立大思政观，树立大文化观，树立大安全观，讲政治、讲科学、讲实效，从党和人民事业方方面面中寻找意识形态工作着力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立心立魂的作用，也才能把类如党的二十大报告这样的全国党代会报告的精神领会好贯彻好。